涂小红：女死刑犯“最后的亲人”

涂小红同在押人员谈心。本报记者 谭经田 摄

长江商报消息 她的工作是让女犯人勇敢面对剩下的每一天，临刑前主动24小时陪护

涂小红换上管教服，穿过两道铁门，走进熟悉的监室，挨个看那些熟悉的面孔。

开春之后，武汉难得的晴天，早晨，一缕阳光越过高墙，照进了武汉市第一看守所。

和其他民警不同，涂小红看管的都是死刑犯，她们中不少人都将从这里走向刑场。

每天，涂小红就陪伴着她们，如亲人般谈心、拉家常。犯人临刑前24小时，涂小红更是寸步不离，熬夜陪她们到天明。

在这些死刑犯最后的日子里，涂小红尽量给她们以希望，让她们的最后一程不带遗憾。

每送走一名犯人，涂小红心中总会有一股莫名的惋惜，个中原因她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当临刑犯人索要拥抱时，她知道，她们把她当亲人了。

本报记者 谭经田 通讯员 杨槐柳 刘思施

让她们勇敢面对剩下每一天

当女交警，是涂小红一直的梦想。1997年，当了5年通信兵后，通过公务员考试，穿上了向往已久的警服。与梦想有别，她被分到了武汉市第一看守所。

“刚进来的时候，压力很大也很害怕，甚至不知道怎么跟她们交流。”涂小红坦言。

一段时间交流后，她觉得死刑犯更需要心理上的抚慰，“需要找个点，让她们有勇气面对剩下的每一天。”

去年12月，涂小红接受了一名61岁女犯人武萍（化名），她因债务纠纷杀了人。

刚接触时，武萍给涂小红的印象是非常固执。

虽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武萍，但她坚持是被冤枉的。尽管家庭条件不错，家人也愿意赔偿被害人，涂小红和代理律师也多次劝导，但武萍就是不愿意赔一分钱。

“如果你认为被冤枉，那你得拿出证据，前提是你得活下来，积极对受害人作出赔偿，就可能获得减轻处罚，这样你才有机会。”聊天中，涂小红得知武萍是个法盲，就抓住她的心理，多次给她讲利害关系，“我只是根据实际情况，给她一些建议，该怎么做需要她自己抉择。”

一个星期后，武萍总算想通了。当涂小红再次找她谈心时，她主动表达了赔偿的意愿，“从我的建议中，她或许看到了希望。”

42岁的毒贩谌桦（化名）二审被判极刑，在死刑复核阶段，精神非常压抑，几近崩溃。

涂小红建议谌桦，集中精力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，让大脑被快乐占领。然而，谌桦并没有什么特别爱好，涂小红便引导她学折纸。五彩缤纷的纸张，让看惯了监区灰白色调的谌桦有了新鲜感。

随后，涂小红教谌桦学会折幸运星，“每个幸运星，都代表一个心愿。”

听了涂小红的话，原本一坐下来就发呆流泪的谌桦，很快就喜欢上了折纸。谌桦对涂小红说，她所折出来的星星，有的代表她的忏悔，有的代表祝福，有的代表对女儿的思念和愧疚。

在最后的日子，谌桦把所有的星星和一封信委托给涂小红，委托涂小红转交给女儿，“她说，在人生最后一段路程中，她没有带着遗憾离开，她让我转给她女儿的东西，是想让她女儿知道她的一颗爱心。”

“看见我，就像看见亲人”

涂小红每天上班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到管辖的监区逐个查看。发现哪个在押人员有异样，就及时找她谈心。

49岁的原宝（化名），因运输毒品10公斤被判处死刑。很早的时候，原宝因为一场车祸造成下身残疾。此前，她也因涉毒被云南法院判刑，保外就医期间再犯被判极刑。

去年5月，一审宣判后，原宝被送到涂小红的监室。当时，原宝坚持不上诉。

“就这样了，上诉也没有用。”原宝一副破罐子破摔的心态。

“你虽然犯罪了，但在女儿心中你还是她的母亲，她即将参加高考，你上诉后不管结果如何，女儿总会有个盼头。上诉，如果有足够的证据，还有改判的可能。但你放弃了这个属于你的机会，那你什么都没有了。”上诉期间，涂小红得知原宝的家庭情况，每天都找她谈心劝导。

距离上诉期只有1天时，原宝总算听进了涂小红的建议，“后来她主动找到我说的。我提醒她不是为别的，上诉是她本该享有的权利。”

此后，涂小红发现原宝血压很高，平时就更加关心，并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，看守所领导和涂小红先后3次带她到同济医院检查，“把重刑犯带出去看病，这在我们所可是开了先河。”

到了冬天，原宝非常怕冷。医生建议，要多用热水泡脚。原宝戴着手铐脚镣不便，涂小红便亲自打来热水，帮原宝洗脚。整个冬天，从未间断过。

遇到休息，涂小红就嘱咐同事帮忙。这段日子里，原宝已经把涂小红当成了最亲的人。

原宝上诉后，二审法院依旧维持死刑原判。在等待最高法院复核的日子里，原宝在涂小红的教导下，反倒显得开朗起来。每天见到涂小红，她总不忘换着法儿地夸奖一下：“涂干部，你今天这身衣服真好看，好漂亮哦。”

每每听到这样的话，涂小红感觉心里美滋滋的，她也会笑着回道：“你最近也长白了长胖了，年轻了不少啊。”

“她们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在这有限的时光里，她们很难见到亲人，那就让她们看到我就像看见她们的亲人。”对于每名即将走向末路的死刑犯，涂小红都有这样一个愿望。

犯人临刑前，她24小时陪护

每送走一名死刑犯，涂小红的心里都会感到一丝惋惜。

“的确，他们罪大恶极，但她们身上也有善良的一面。”尤其是犯人们临刑前24小时，她更是寸步不离地陪护着。

2010年，30多岁的冯玲（化名），和情夫合谋将丈夫杀害，一审二审均被判处死刑。

刚进涂小红的监室，冯玲情绪非常低落，每天都会躲在角落里哭。涂小红每天上班都问她：“吃得怎么样？睡得好不好？”得知她生病了，涂小红找来医生帮她诊断，并叮嘱同监室的人多照顾她。

半个月后，冯玲向涂小红敞开心扉。

冯玲说，自己很后悔，因一时冲动毁了自己也毁了家庭，感觉对孩子非常愧疚。此后，冯玲将自己的经历向涂小红和盘托出，涂小红也适时地宽慰她并跟她交心。

看到有人能倾听自己的心声，冯玲慢慢地变得开朗起来。最高法院死刑核准令下达的时候，她很平静地接受了。

最后的24小时，涂小红给冯玲安排了一个单间，静静地陪伴着她，“她有些内向，不太爱说话，此时再多的话也都于事无补的。”

头天晚上，涂小红为冯玲安排了她爱吃的晚餐。

整整一夜，冯玲只打了个盹儿，而涂小红则是熬到天亮。

东方渐白时，涂小红亲手为冯玲换上全新的衣服。

在跨出监所大门前的那一刻，沉默了一夜的冯玲，忍不住泪如雨下，并主动向涂小红索要拥抱。

“谢谢你！”冯玲静静地说出3个字。那一刻，涂小红的心里也有一丝酸楚。

“是惋惜还是什么，那种复杂的感觉我说不清楚，但这3个字，说明她懂得感恩，她们的心底还是有善良的一面。”每送走一名死刑犯人，涂小红都会如此。

管教中也改变了自己

涂小红坦言，刚开始做管教工作时，工作方法上曾有一些简单。

“没有经验，有时候脾气会不太好。”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，涂小红慢慢感悟到，脾气并不能解决问题，“对于这些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人，应该多关心而非训斥。”

胡花（化名）刚进看守所时，很不配合涂小红的工作，“她的家境不错，是平时说一不二搞习惯了，优越感非常强，在监室里也想耍耍派头。”

涂小红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，然后再适时在她耳边吹两句风：“里面的人都是同等的，你总想别人让着你帮助你，换了你是对方你怎么想？”

没过多久，胡花在涂小红的感化下，有了很大转变，“她看到别人有困难，主动向我们报告要求帮助别人。”

胡花的转变，让涂小红感到很欣慰。她觉得，这既是管教对象对她的认可，也是自我的一大升华。

虽然面对的是社会阴暗面，涂小红却有她自己的看法，“她们其实就是一面镜子，看着镜子中的她们，就会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言行，警醒我们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。”

6年来，涂小红至少送走了七八名死刑犯人，每个人都对她心存感激，“工作能得到认可，我很高兴。我只是第一看守所管教中的一个缩影，今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。”